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有基于此,我们还可以对近年来学界关于气学的讨论作一简单的回应。那如何恢复本体的自然流行呢?阳明谓:君子以变化气质为学。
也就是说,本体之流行虽然具有先天性、灵明性、条理性,但这种流行落入后天的经验意识时,则有主客的分化与对立,以至有善恶的发生。[58]基于气学的理论分判性薄弱,她主张气学应该从宋明理学中退场。质言之,本心之流行具有先天之条理,故可称为天理。依阳明之见,天地气机无一息之停,然其千变万化中主宰常定。夜气之说出自孟子,指夜晚所涵养的清明之气。
[25]理、气只是本体流行的不同向度,一体不二,相即相成,既不存在相分的问题,也不存在先后的问题。概言之,在阳明这里,气并非指构成天地万物之质料,而是指本体的动态流行,性、心、理不过是本体流行的不同向度:性为本体流行的本来,心为本体流行的灵明,理为本体流行的条理。[92]蒙培元:《天·地·人——谈〈易传〉的生态哲学》,《周易研究》2000年第1期,第9‒17页。
此后一系列著述都不断强调,中国哲学不是认识论的,而是境界论的。它同西方的自然哲学、本体论哲学确实不同,它是从生命现象及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基点上理解人与自然界的。[68] 这是在讲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性既是后天的即源于自然的,故讲人性不能违反自然。其实,《易传》早已作出了回答,这就是‘生,即它的生命意义。
[14] 这就是说,像传统的宇宙论研究模式那样,离开人的主体性,那是无法理解《周易》的。[81] 这是在讲《周易》的生命精神体现在卦爻中。
关于天地,蒙先生指出:《易传》不仅用天、地代表自然界(亦可称为宇宙自然界),而且看到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意义,这才是《易传》‘自然观的特点。[93]蒙培元:《〈周易〉哲学的生命意义》,《周易研究》2014年第4期,第5‒8页。命是天之命,是超凡的。在这一整体中,自然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生命过程,人则是这一过程的生命主体。
[46]黄玉顺:《情感儒学:当代哲学家蒙培元的情感哲学》,《孔子研究》2020年第4期,第43–47页。蒙先生说:‘天确实有一种神圣性,人对‘天有一种敬畏感,人的宗教情感在这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表现。它是超越一切具体形象的抽象物,故称为‘形而上者[55]。[64]所谓‘先天而天弗违,就是实现了超越的天命之性,以人性为天道。
[65] 这就是讲的超验的人之性通过自我超越而达到与超凡的天之道之间天人合一的境界。[13] 关于这种主体情感在《周易》中的体现,蒙先生早在1989年发表的第一篇《周易》研究的专文《〈周易〉的天人哲学》中就指出:如果离开人的主体性,离开了人的存在以及人与自然界的联系,仅仅把《周易》看作是对自然界物理图式或生物学的描述,或看作客观的实在论的认识问题,都是不符合《周易》的基本精神的。
到1992年,蒙先生进一步提出了《易经》的整体主体思维概念,指出:整个《易经》六十四卦及其三百八十四爻,便构成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正好相反,中国传统哲学所提倡的,是美学的、伦理的、宗教的高级情感,决不是情绪反应之类。
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本论,蒙先生对《周易》进行了一种创造性的诠释。[92] 由此可见,《周易》哲学是生的哲学,生的哲学即是生命哲学,其中包含了深刻的生态哲学道理,它的现代意义也在这里[93]。[14]蒙培元:《〈周易〉的天人哲学》,台湾《中国文化月刊》第116期,1989年版,第48‒62页。[102]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第72‒73、74页。《易传》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天人合一境界。男女是指人而言的,为什么说万物化生是‘男女构精呢?因为人是‘万物之灵,是生命的最高形式,故能代表一切生命。
应注意的是,这里的生态并不等同于通常所谓生态学(ecology)或生态伦理学(ecological ethics)所说的生态(ecological environment),而是从中国哲学的天人之际、自然生命意义上讲的生态。正是在这里,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地位。
[79] 这是指出《周易》的根本精神就是生或生生,亦即生命活动。[9]《周易·系辞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2页。
[48] 蒙先生指出:这实际上是人生学习过程中的一次超越,意义非常重大,因此不能等闲视之。它是从人的生命存在出发去理解自然界的。
应当注意的是:蒙先生所说的乐,即儒家所说的乐,并不是狭义的音乐或狭义的艺术。这是《周易》天人合一论的重要命题。那么,天地之情与众人之情之说则指出了这种目的理性的实际内容就是人类普遍的道德情感,即‘天地之仁。情感儒学在易学上的这种体现,可称之为情本易学,即以情感观念一以贯之地落实于对《周易》的诠释之中。
1993年,蒙先生出版了专著《中国哲学主体思维》,把主体思维作为中国哲学最根本的思维特征,并指出它是情感体验型意向思维,即从内在的情感需要出发,通过意向活动,确立主体的存在原则。[10]蒙培元:《人是情感的存在——儒家哲学再阐释》,《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第1‒8页。
总之,从《周易》到孔子,其间贯穿着一条线,就是生命问题[90]。[80]蒙培元:《伏羲何以是人文始祖》,《蒙培元全集》第十八卷,第245‒247页。
但是,这样讲中国哲学,其实是有问题的。[42]蒙培元:《浅谈范仲淹的易学思想》,台湾《国文天地》第86期,1992年7月版,第26‒31页。
按照他们的观点,道是普遍的超越的绝对原则,气则是感性的具体的物质存在。其实,《周易》哲学的特点,正是将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起来,将天道与人道统一起来,并由此开启了中国人的智慧之窗。[90]蒙培元:《孔子是怎样解释〈周易〉的》,《周易研究》2012年第1期,第3‒8页。关于超越与《周易》的关系,蒙先生指出:有人说,《周易》是中国的经验哲学,是讲日常生活问题的,缺乏形而上的超越。
1992年,蒙先生提出了《易经》的整体主体思维概念,指出:整个《易经》六十四卦及其三百八十四爻,便构成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53]蒙培元:《天·地·人——谈〈易传〉的生态哲学》,《周易研究》2000年第1期,第9‒17页。
因此,《易传》讲了很多道理,但在回答‘何者为易的问题时,它非常明确地说出了‘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样的结论。[56] 又如二程,他们所谓道,具有超越性,它不是阴阳之气,而是‘所以阴阳者。
[69]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蒙培元全集》第十三卷,第1‒6页。‘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